近日，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继公布了上一年的出生人口数据：

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84.8万人，与2019年相比减少1.7万人，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。

韩国2020年新出生人口数为27万余人（275815人），同期死亡人口数为30万余人（307764人），死亡人口数超过新生人口数，韩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。

我国台湾地区2020年新生儿出生数16万5249人，创历年最低，死亡数则为17万3156人，首度出现负增长。

为了扭转低生育率趋势，日本和韩国相继加大了鼓励生育的力度。据2021年1月7日人民网报道，日本东京都政府日前决定，从新的一年开始，将在国家提供的42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2万6814元）生育补助金的基础上，再独自追加提供一份生育补贴。预计将会给每名新生儿提供1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6384元）的补贴，以电子优惠券的形式发放。

韩国政府最近也敲定了“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”。根据这项计划，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，向有0岁-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800元）的育儿补助，并在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。此外，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。新政还推出了“3+3育儿假”制度，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，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，以此鼓励“夫妻双方共同育儿”。

 

 

日本、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2020年出生人口都创下新低，中国大陆如何呢？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大陆尚未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，国家卫健委也尚未公布2020年任何一个时期的全国出生人口数据。

2017年至2019年，中国出生人口已经三连降。不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据何时公布，中国出生人口四连降已经毫无悬念，这可以从国内一些地区已公布的2020年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得到佐证：

2020年上半年，浙江省宁波市户籍人口共出生17945人（含补报768人），同比减少4275人，同比下降19.24 %；

2020年1-7月份，安徽省黄山市出生人口6766人，同比减少1374人，减少比例达16.88%；

2020年上半年，山东省潍坊市出生34139人，其中一孩12779人，二孩19354人。2019年1-6月，潍坊市出生46009人，2020年和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25.8%。

可以看出，上述地级市的出生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6.88%至25.8%之间。尽管我们不能将上述地区非全年的降幅推演为全国的全年降幅，但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悬念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9年中国的出生率仅为10.48‰。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年到2018年的出生率最低值是2010年11.9‰。在1990年以前，出生率最低也有17.2‰，在1957年之前更是从未低过30‰，没有理由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生育率会低于15‰，更不用说2019年的10.48‰，可以说，2019年中国出生率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。而2020年中国出生率将创下新低。由此可见，出生率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

 

 

日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，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。但到目前为止，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掉入低生育率陷阱。当然，如果不鼓励生育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会比现在更低。无论是人口普查还是人口抽样调查，都显示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，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。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，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。目前22岁到35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。在2020年，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1985到1998年出生的女性。在未来十年，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%以上，这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。

 

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，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，自然生育率仅为1.1左右。按这种生育率，出生人口将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持续性萎缩，这种坍塌似的人口趋势不只是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釜底抽薪，还会从根本上危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。

 

对于习惯于把人口当负担的人来说，人口减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有人认为，降低生育率会促进经济发展。但实证研究的结论正好相反，生育率更低的地区，其人均GDP的长期增长率反而更低。比如，从1980年到2019年，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.01%降至7.71%；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%，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.1%。也就是说，人口相对减少了，人均GDP却更低了。

 

尽管经济放缓、贫富差距、环境污染、新冠疫情等问题在短期内更引人注目，但长期来看人口坍塌却是远比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都更严重的危机。过去40年来，虽然经历各种挫折和不时出现的中国崩溃论，中国经济社会始终能快速发展，这背后的基础驱动力，正是被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相对年轻，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人口所蕴含的巨大潜力。然而，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，那么长期来看，人口坍塌将会对经济社会的产生巨大的下行惯性，导致整个国力乃至中华文明的全面衰退。

 

生育意愿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。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。也就是说，生育率越低，家庭平均孩子越少，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，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，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。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，父母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。相对于其他国家，中国的托儿机构普遍稀缺。可以说，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。

 

目前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，鼓励生育是常态。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，往往是累进制，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，金额可让新生儿父母维持体面的生活，产假和育儿假甚至长达一年半，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。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，确保义务教育，为家庭解除养育的后顾之忧。在这些措施下，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，但迄今还没有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的先例。相比而言，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全球垫底，甚至只生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。要应对低生育率危机，全面放开生育并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来大力鼓励生育刻不容缓。

 

不久前，民政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，目前，受多方影响，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，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，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。我们认为，新近公布的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出的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，预示着取消生育限制，全面放开生育；而降低生育养育成本预示着鼓励生育。我们期待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的人口政策改革的具体措施早日出台并得到落实。